三、完整复述环节题目
1.浙沪高考改革方案今发布
9月19日上午，浙江、上海两地高考试点方案终于落地，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作为高考改革先行者，两地均提出了3+3的高考模式，即语数外必考科目外，考生还可在6至7个科目中选择3门考试。此外，上海高考成绩缩水为660分，浙江保持750分不变。
浙江高考改革方案规定，统一高考招生共6门科目，总成绩满分750分。必修课为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外语分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另外3门由学生根据本人兴趣特长和拟报考学校及专业的要求，从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7门设有加试题的高中学考科目中选择，每门满分100分。
上海方案中特别提出，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2016年起，改进高等学校统一录取模式，合并本科第一、第二招生批次，并按照学生的高考总分和院校志愿，分学校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和录取。在此基础上，探索学生多次选择、被多所高等学校录取的可行性，增加高等学校与学生的双向选择机会。2017年起，正式实施新高考方案。
浙江省教育厅表示，试点方案规定的各项改革内容和要求，将从2014年秋季入学的高中学生开始，分年逐步实施。2014年启动职业技能考试，先实施9类，再在3年内展开至17类。2015年10月开始实施选考科目多次考试。2016年10月开始实施外语科目多次考试。2017年开始全面实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
19日上午，原中央教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程方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中，沿袭了传统模式，除了必考语数外，选考科目也囊括了过去的文综与理综。
而浙江高考方案却不同，除去“大综合”外，考生还多了一个选择，即，技术(含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程方平表示，事实上浙江省在信息技术教育方面有基础，科学教育实验方面早已先行，也体现了如今对技术类、职业类教育的方向。
此外，新方案中，上海高考总分分值缩水为660分，其中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不变，而3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等级性考试科目每门满分仅70分。程方平表示，改革需要过程，而上海的这一做法或是考虑到高考仍然是权威性考试，而类似会考等其他形式可能在严肃性、权威性上还没有太大保障。
同时，记者注意到，两省市目前出台的试点方案，均提出外语实行一年两考。然而，浙江方案则更为细化，语文、数学考试于每年6月进行，外语每年安排2次考试，1次在6月与语文、数学同期进行，另一次则在10月。
此外，选考科目每年4月和10月也安排2次考试，分别进行。对此，程方平表示，这是很好的尝试，可以减轻学生压力，对于过去突击考试的窘境是种突破。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孙恒形容以前现行的制度实行的是套餐，试行的这个方案当中实行的是自助餐。
记者注意到，学生“6选3”，一共有20种组合可能，而如何选择，首先要关注的是高校的招生要求。根据方案，普通本科院校可从6门等级性考试科目中，分学科大类(或专业)自主提出选考科目范围，但最多不超过3门。学生满足其中任何1门，即符合报考条件。原则上，高校应提前三年，即在学生进入高一时即公布科目要求，2017年的科目要求于2014年年底前公布。对于没有提出选考科目要求的高等学校，学生在报考该校时无科目限制。大体上，学生可根据专业要求选一门，再根据兴趣选两门，可选择余地很大。
2.苏格兰真要“走”？英政府拼命留！
经过一段时期的相对平静，在9月18日独立公投进入倒计时之际，苏格兰的去留问题，再次在英国掀起轩然大波。为留住可能“出走”的苏格兰，英国政府竭尽全力地“胡萝卜加大棒”，但苏格兰人似乎并不买账。
9月7日晚，英国《每日快报》得到皇家人士的消息，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开始对英国走在破裂边缘的现状很“震惊”。《每日镜报》甚至称，女王私下里对苏格兰的前景“感到恐惧”。白金汉宫助手试图表明，“一如既往地严格中立”的女王，对投票“没有任何偏见”。但无疑，若苏格兰独立，这位君主将陷入宪政危机，苏格兰国家元首的地位也摇摇欲坠。毕竟，许多支持独立者相信，世袭的国家元首是“对民主的侮辱”。
女王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9月7日，调查机构YouGov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赞同独立的人占51%，反对独立的人占49%。8月初，反对苏格兰独立者的支持率，还领先对手22个百分点。9月9日，特恩斯市场研究公司发布最新民调结果，如果考虑到犹豫不决的选民，支持和反对的双方几乎“势均力敌”。这一情形对首相卡梅伦而言并不乐观。如果英格兰与苏格兰307年的联盟在他的任期内解体，他必将面临“下课”。
为了充分利用最后几天，争取那些还没拿定主意的民众，英国政府正在用尽“威逼利诱”的手段，在最后的“疯狂10天”里，试图留住苏格兰“出走”的脚步。9月7日，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承诺，如果苏格兰留在英国，英政府将提供给他们更大的政治和经济自主权，包括税收、教育、公共支出、社会福利等多个方面，打造一个“由苏格兰人统治的苏格兰”。
不过，如果苏格兰人脱离英国之意已决，英国政府也有应对之道。其中之一是，如果分裂分子赢得选举，苏格兰不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继续使用英镑。独立后的苏格兰固然可加入欧元区，但它必须先加入欧盟。另外，卡梅伦通过规定“只有在苏格兰注册的选民才能投票”的方式，试图制约赞成独立的声音。就连凯特王妃身怀第二位王室宝贝的喜讯，也被视为拉拢苏格兰人的砝码。
“在一起更好”运动的领袖、工党前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则提醒选民，公投不是表达抗议，而是关乎国家未来。前首相布朗，则试图说服犹豫不决的选民，对英国政府的不满不应表现在“无法撤回的决定”上。
但对奥斯本抛出的橄榄枝，带头寻求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萨尔蒙德，并不买账。在他看来，奥斯本给的那点好处，就像是“你刚打算抛弃一只手机，电信公司就突然冒出来提供免费短信和升级”——那不过是“恐慌之举”，不能当真。苏格兰民族党副主席斯特金则觉得这些临时的示好是对苏格兰人的侮辱，他说：“如果他们有任何给苏格兰更多权力的严肃意图，为什么直到投票日的10天前，这样的民调结果出来后，才想到这一点？”。
不过，《卫报》认为，公投结果是出了名的难以预测，YouGov的调查结果毕竟只是一组数据，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英国政府苏格兰事务部长卡迈克尔，试图淡化最新民调的重要性他说：“我一直说，这是一个开放的比赛，没有理所当然的结果。惟一真正重要的民调在9月18日。”
距离公投不到10天，英国“几乎屏住了呼吸”等待这一决定性时刻的到来。不到最后关头，没人能知道结果。美国《纽约时报》称，即使公投结果是与英国“分手”，苏格兰也无法在2016年3月前实现独立，而是要进行长时间的痛苦谈判。
3.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开放快递市场，推动内外资公平竞争
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全社会对快递业的需求逐渐增多，快递行业也越来越多受到关注。9月24号，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国内快递市场，推动内外资在这一领域的竞争。
会上提到，目前我国的国际快递业务已经基本的对外资开放，主要城市国内快递业务也已经对部分外资企业分批开放。依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承诺，进一步放开国内市场，让国内外的快递企业同台竞争，有利于倒逼国内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升服务水平，让广大消费者有更多选择。同时，国务院方面也希望，推动快递业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一匹"黑马"，进一步搞活流通、拉动内需，增加社会就业，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做出积极贡献。
会议决定，全面开放国内包裹快递市场，对符合许可条件的外资快递企业，按核定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发放经营许可。会坚持放管结合，确保快递行业有序健康发展。一是要完善经营许可程序，加强资质的审核。简化手续，提高效率。第二是推进快递和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和制造业的联动发展，与综合的交通运输体系顺畅的对接，支持解决城市快递车辆通行难等等问题，保障寄递的安全。第三鼓励快递企业兼并重组，完善和落实重组的备案、外资并购审查等等制度。加强代理和加盟企业的管理，严肃查处非法经营、超范围经营、违规代理等等行为。让快递行业更加的红火，为刺激居民的消费、便利广大商家和网民等等做出进一步的贡献。
当前我国的快递行业正在进入一个高速发展增长的阶段，平均增长率超过了50%，预计到2020年我国每一天的快递量将会突破一亿件。根据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的业务量累计完成了81.6亿件，同比增长52.7%，在高速增长的背后快递企业也面临着多种的问题，首先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地域服务水平参差不齐，部分的公司服务不规范，比如广东深圳的一位快递员把快件放在门把手上，电子快递的签收单就记录着您的快件已经被门把手签收，这也被不少网民作为一个笑柄。还有网民购买了商品，半个月之后迟迟不到货，结果上网查物流信息上写着快递已经被水表箱签收了，这个网民后来在楼道里的水表箱那找到了自己的快递，可能已经在水表箱上躺了半个月了。除了快递员个人素质问题，快递业在逢年过节的运送能力也让人堪忧，可以说每到双节和双十一的假期，要么是快递员减少，要么是商品变多，给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很大的挑战。爆仓的现象频发，大量的货物堆积如山，不少货物还要在户外经历风雨的考验。提到快递的数量目前仍处在高速增长的状态，有业内的专家认为增长速度过快并不是好现象，在当下恶性竞争的情况下一味的追求业务量，只会进一步的牺牲服务的品质，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政府支持才能解决的，比如国务院会议上的强调，要推进快递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顺畅的对接，支持解决城市快递车辆通行难的问题，对此不少国内的快递企业的负责人非常的支持，希望这一政策尽快的落实，解决快递车辆进城难等等问题。
4.手机变窃听器，“黑”你没商量
港产大片《窃听风云3》正在火爆上映，而手机被窃听、隐私被监听等也再次成为热点话题。近日，一条关于iOS7系统自带定位功能可记录使用者常去地点的消息，也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
近几年，智能手机市场高速发展，iPhone则占据了智能手机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它也不断被曝出带有“隐藏功能”。继定位服务“查找我的iPhone”之后，近日又有网友爆料称，iPhone还有另一个更加变态的功能——自带记录常去地点的定位功能。
据该网友介绍，此功能名为“常去地点”，一般为默认开启状态，只要使用者没有关闭，它就会记录下每天去过哪里，甚至还会记录下使用者在某地呆了多久。
记者注意到，目前该功能在苹果iOS7.0以上系统中均可使用。
记者使用一台操作系统为iOS7.1的iPhone 5S手机，在“设置→隐私”中找到定位服务选项，该服务为默认打开状态。点击进入后，在菜单最下方找到系统服务选项，再次点击进入，即可找到“常去地点”选项，其默认设置也为打开状态。而此前记者从未注意过该功能。
点击进入后，“常去地点”下方显示有“历史记录”，再次点击后，屏幕会以一半地图、一半文字的形式呈现地址。其中，去过的地方都以浅蓝色的圆圈圈住，去过次数较多的则会重叠多个圆圈。
文字地址以使用者在各地的停留次数为依据，由多至少排列。该功能记录了记者近5个月内常去的地点，包括单位和家里的地址。记者粗略统计发现，在2014年4月8日到5月10日期间，其共记录到14个位置，甚至记者在五一期间的出游地点也悉数记录在内。
从体验结果与记者的行动轨迹来看，该功能显示的地址有几百米的误差，这是由于iPhone自带的高德地图不能精确显示真正的停留位置；此外，该功能记录的时间段显示也较为随性，并不是每次到访都能完整记录。不过总体来看，机主的活动轨迹基本都能记录在案。
记者随后在一些手机论坛和谈论区看到，关于iPhone手机的这一功能，有九成以上的用户都表示从未听说和使用过。
之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身边十几名朋友和一些iPhone5S手机用户，他们的回答均是“不知道”、“不了解”。有位女性用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第一时间表示“回家要看看老公的手机，以掌握其最近的行踪”。
一位熟悉手机功能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理论上手机是可以实时定位的，不过由于网络信号不稳定等因素，手机读取数据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iPhone中记录的地点不全。该专业人士提醒，从隐私角度来说大家还是多留点心，“即便不太准确也要小心，若是日常行踪被不法分子获取，极有可能造成损失。”
据业内人士介绍，窃听软件及木马被安装在手机上后，用户往往很难察觉。而这些软件非常“顽固”，除非刷机，否则不可能将其删除。
这些软件的监控信息会在有网络连接时自动传到指定邮箱，没有网络连接时则自动存储，只要连接到网络立即上传。因此除了流量会有所增加，不会出现任何异常，而机主就算发现了流量异常，也查不出原因。
对此业内人士建议用户，最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手机，因为水货的手机很有可能在购买前就已经被安装了窃听软件。此外，一旦发现手机流量异常或可疑应用上传隐私数据，应及时求助于正规售后服务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处理。
手机安全专家表示，目前对于手机窃听等隐私泄露问题，由于取证困难，在国内通过司法手段监管和打击仍面临难题，因此用户只能从自身着手，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同时，一旦用户短信或通话中包含的银行卡号、身份证号、密码、验证码等关键信息被黑客获取，后果将不堪设想。
5.未成年人渐成贩毒“主角”
9月18日上午，朝阳法院发布了近7年未成年人涉毒案件调研，发现由于网络社交软件毒品购销渠道及快递运输渠道的畅通，使得未成年人渐成贩毒案的“主角”。
从2007年至今，朝阳法院审结未成年人涉毒犯罪24起，涉及未成年被告人25人。
24起案件中，贩毒案有2起。调研发现，酒吧、QQ、手机陌陌及微信等成为未成年人接触毒品主要场所及途径，特别是网络社交软件毒品购销渠道及快递运输渠道的畅通，使未成年人由贩毒案中的“马仔”逐渐升级为“主角”。
特点一，六成被告人来自单亲、重组家庭
通过社会调查，法官了解到，25名被告人中有16人成长于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这部分比例占到了64%，多数涉毒的未成年被告人都缺少家庭的关爱，年龄较小时即走向社会，甚至部分被告人自幼与父母联系较少。
在开庭阶段，上述16名被告人中仅有8名未成年人的家长参加了庭审。
特点二， 36%系女性超一般刑案比重
25名被告人中其中9人系女性，所占比重为36%，明显高于一般刑事案件女性被告人约占10%的比重，且容留他人吸毒的4起案件均系女性被告人实施。
9名女性年龄均在17周岁左右，案发时大多从事KTV、酒吧服务员、平面模特等工作，日常接触人员相对混杂。据法院统计，25人中，在校生为4人，案发时分别就读于职高、艺校、私立高中。
特点三，多通过微信、QQ等接触毒品
调研发现，酒吧、QQ、手机陌陌及微信等成为未成年人接触毒品主要场所及途径，特别是网络社交软件毒品购销渠道及快递运输渠道的畅通，使未成年人由过去贩毒案中的“马仔”逐渐升级现在的为“主角”。
据统计，25人中的17人有吸毒经历，占比高达68%，远远超过该院成年人涉毒案件中51.36%的吸毒者比例。
近日，海淀法院也宣判8起涉毒案件，并就2014年上半年审结的贩毒案发出调研通报。
其中毒品犯罪案件审结数下降，但个案涉毒克数却增加;被贩毒品中，冰毒比例超过了海洛因。
审结数下降个案涉毒克数增加——
单从案件数量上看，毒品犯罪案件呈逐年下降，但大宗毒品犯罪案明显增加。以往海淀法院接触的毒品案数量多为1克以下，今年涉案毒品在7克至10克及10克以上的明显增加。
由于涉毒案件中大宗毒品案件增多，被告人不认罪比例也随之增大。由于非法持有毒品罪对毒品的数量要求较高，导致在无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对行为人持有大量毒品的行为无法打击。
涉毒人员中超四成有稳定职业正当职业比例升高也是一个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海淀法院审结的156名被告人中，有正当职业的人员比例升高;有较稳定职业的有64人，占比为41%。
另外，今年上半年海淀法院审结的北京籍涉毒犯罪49名，占比31%，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犯罪的京籍人员犯罪比例。
被贩毒品中，甲基苯丙胺(即冰毒)比例超过海洛因。以9月18日宣判的8起案件为例，只一例案件所涉毒品是海洛因。这其中的原因是冰毒合成具有较为容易，类型多样，容易扩散等特点。
6.三级跳名将邹振先----田径传奇不停歇
很难想象，在那个很萌的卡通形象喜羊羊的微信头像背后，竟是一位即将年满60岁的中国功勋田径运动员。
这名运动员就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名震国际田坛的三级跳远运动员邹振先，出生于1955年的他，曾一度“把持”男子三级跳远全国纪录28年之久。不过，熟悉邹振先的人肯定清楚，就像喜羊羊的头像一样，这位来自体育之城大连的运动员似乎天生就喜欢制造惊喜。
1972年，当时的邹振先只是大连市二十一中的一名普通学生，正在准备代表学校参加区运动会的跳高比赛。邹振先回忆说：“我有一个同学在市体校里练三级跳，我从来没见过这个项目，就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三级跳，我就开玩笑说这个我也行。我那同学不信，结果一比，我穿胶鞋和他穿钉鞋跳得一样远。”
邹振先的表现让同学大吃一惊，学校老师也为他在三级跳比赛里报了名，多亏了这次报名，邹振先在原本的跳高比赛中并未取得名次，反倒是凭借三级跳比赛中的第六名，获得了参加第二年大连市中学生运动会的资格。
这次比赛可以算是邹振先长达十几年的三级跳生涯的起点，在1973年5月的大连市中学生运动会上，邹振先以12米74的成绩勇夺三级跳亚军，一名非体校生战胜了诸多体校学生的事迹，在当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邹振先一战成名，被调入辽宁队。
进入辽宁队之前，邹振先的训练和比赛都是“野路子”，进了省队接受专业训练，他发现自己要补的功课实在太多。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一个好“伯乐”——高云亭教练。1974年、1975年两个重要的冬训，他在高云亭的悉心指导下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到了1975年年底，邹振先已经将辽宁省的跳远和三级跳纪录收入囊中。1976年1月，邹振先得到了国家队的召唤。
接下来，邹振先的辉煌便开始了，全国冠军、亚锦赛冠军、亚运会冠军、大运会冠军、世界杯亚军接踵而来，全国纪录、亚洲纪录也写上了他的名字。
就在邹振先的成绩大踏步前进之时，体育竞赛的最高殿堂——奥运会也在向他招手。1979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邹振先步入了备战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节奏。在1980年那一年，他以16米90的成绩获得了美国国际田径赛的冠军，二十四五岁的年纪，踌躇满志。
遗憾的是，因为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邹振先不得不将自己的奥运会“首秀”推迟了4年，回想起来，邹振先感觉有些失落。“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第一名17米35、第二名17米20、第三名16米90。咱不能说能拿金牌，但是铜牌我有把握。”邹振先说，“转过年来到了1981年，莫斯科奥运会的三级跳冠军到中国、日本跟我比赛，比一场他输一场。所以我感到非常可惜。”
不过，这并不是邹振先最遗憾的一届奥运会。“我至今还认为，如果不参加法国那场比赛，我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可以比得更好。”邹振先所说的“法国那场比赛”，便是1985年洛杉矶奥运会前法国《人道报》举办的一场比赛，邹振先接到指令参加比赛。当时的邹振先在训练中脚后跟“蹾了一下”，正处于恢复阶段，“法国这一次比赛可以说完全打乱了恢复计划，伤情愈演愈烈。”邹振先说，“到了奥运会上，我是打了6针封闭上场的，第一跳跳了16米83，后面疼得根本没法跳了。”在现在看来，奥运会第五名已经是很不错的成绩了，但邹振先的遗憾还是远多于欣喜。
退役之后，邹振先的名字并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近十几年来，邹振先自己创办的“邹振先三级跳远挑战赛”已成为寻找国内优秀跳远苗子的平台。
7.银行高管薪酬应权责利统一
近日，有国外媒体发表文章称，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去年年薪200万元人民币，摩根大通董事长戴蒙去年总报酬为2千万美元，姜建清的年薪跟戴蒙比相差甚远。而工商银行的利润却是摩根大通的两倍，姜建清不但没受到奖赏，他的薪水还很快将被下调。
可以看出，这家媒体有点为姜建清打抱不平的感觉，也似乎是对中国政府决定控制央企和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年薪的一种反应。而且还有媒体认为，如果真的实行这样的管理，将有可能导致中国银行业出现人才大量流失的现象。
事实上，多数银行高管心里十分清楚，他们的所谓“低”收入，只是与国外银行相比，而与中国其他企业相比，已经不知高到哪里去了。而且，中国的银行还不需要面临破产的风险。尤其是国有银行，是否符合担任银行高管的条件，也不是市场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由政府直接任命。于是，经营好坏，也就与高管们没有太大的关系。搞不下去了，经营不过别人了，还可以一纸文件将其派到其他银行工作，甚至出任政府高级官员。
同时也要看到，国外的银行，哪家可以有中国的银行这样具有极大的国家财富支配权的，如职务消费、各种福利等，且在经营过程中利用各种不规范行为获取利润。特别对实体企业和中小企业，收取的各种不规范费用，已经让绝大多数企业无力承受，也让地下金融有了发展空间。如此状态下获得的经营业绩，很难与高管薪酬挂钩。如果用高额薪酬激励银行高管冲业绩，那中国的实体企业和中小企业恐将承受更高的融资成本。
除此之外，这些年来，银行出现了那么多不良贷款，特别是向产能过剩行业大量发放贷款、向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过度贷款。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大的风险隐患点。但是，对银行的高管们来说，基本是不挂钩的。在后任身上出现的风险，后任不认账，前任也不追究。相反，已经拿到手的高额薪酬，也没有人去追索。那么，还有谁对银行风险负责呢？没有风险意识，又怎么可能将银行经营好呢？
这也意味着，对银行高管来说，薪酬高低已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行为是否规范，薪酬拿得是否符合实际，权利与责任如何对等。要知道，国外的银行，一旦经营出现重大问题，不仅高管会受到严厉处罚，银行也可能会出现破产。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已有相当数量的银行破产或实行破产保护了。但是，中国的银行有哪家破产了呢？没有破产制度，银行高管又怎么可能有风险意识呢？
中国银行业的高管们，不仅与国外银行的高管薪酬相差很大，在经营理念、经营思维、经营风险意识、责任意识等方面，也与国外银行的高管们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两者结合起来，也就不存在公平不公平、公正不公正的问题了。如果银行业的高管们真的想拿高薪，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国外银行的先进理念和思路学到手，将规范经营的意识学到手。在此基础上，再提是否应当拿高薪的问题。
8.我国欲以国家公园体制破解景区门票畸高难题
就在国庆节长假到来前，中国景区等级最高的广东丹霞山5A级景区门票价格统一调整为200元，平日160元、假日180元差别被取消。中国旅游景区门票“三年一涨”，正变成令普通人望而生畏“门槛”，舆论呼吁加快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根据《2013年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目前中国消费者在国内旅游，人均花费805.5元。高昂的门票成为国内游客沉重的负担。
“目前全国5A级景区全面步入百元时代。100元人民币相当于11欧元，在欧盟国家算是大众化价格，”旅游餐饮板块证券分析师梁国庆说，可欧盟各国平均GDP是中国4倍左右。“这就是票价畸高的含义。”
“门票经济”或“门票依赖”，这些年来不断被各方口诛笔伐。在公众压力下，国家发改委2007年发出通知，规定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频次不得低于3年。然而由于景区奉行“只能涨不能跌”原则，“三年不涨”演化成“三年必涨”。2012年是发改委规定后的第二个“三年解禁”期，当年全国超过20个知名景区门票涨价，涨幅从20%到60%不等。“今年涨价的5A景区数量不算多。是因为多家5A景区2013年刚调过价。”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说。
随着讨论深入，中国认识到，至少对最著名的100多家景区而言，解决“门票依赖”问题，要通过政府和市场协同，建立现代的国家公园制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3年10月实施的《旅游法》强调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统一。要实施景区票低价或免费，又要发展旅游景点，只能搞国家公园。”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咨询专家、上海财经大学旅游管理系主任何建民说。
国家公园由中央政府为保护自然文化遗产而划定，作为社会公益事业，保护经费由政府财政拨付国家公园管理局。1872年由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创立的这一形式，为世界众多国家使用。专家说，美国约有1／3国家公园要买门票，2／3不需买门票。门票实际上只是汽车停车费，骑自行车和步行进入黄石公园的，不用买票。
“国务院提出的目标很重要，要稳步建设国家公园。比如把九寨沟，黄山、张家界等列为国家公园，所有建设由国家财政支持。这就和全国人民的低价享受是吻合的。”何建民说，反过来，让张家界地区以自己税收投入建立旅游基础设施，全国甚至全世界旅游者低价或免费享受，无法成立。
大多数中国旅游者在享受景区美丽风光时，不会注意到这些风景区大多位于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中国政府把旅游视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方式，但地方政府“谁开发，谁获益”的传统模式，使高票价难以避免。“中国旅游景区都是在贫困人口集中的地方。让这些地方的人口来支撑全国人民旅游，没有中央财政补贴的国家公园，是不可能的。”何建民说。
在公益性的国家公园之外，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建设景区。“景区开发失序，当地住民不满。门票价格暴涨，旅游者不满。这背后，大多是地方政府主导圈山、圈水、圈地，搞门票经济甚至变相房地产。”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要推动企业发挥主体作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管。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认为，社会资本建设的景区，可以按市场规律涨价，但收入和支出必须透明。
9.福彩黄山培训基地变高档酒店公款接待每桌千元
清理整顿培训中心被纳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范围后，各地纷纷采取措施落实。然而，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采访发现，各地清理整顿进展参差不齐，一些地方“我行我素”，公款吃喝、奢华消费仍以低调、隐秘的方式持续。
近日，记者来到距安徽黄山风景区北门8公里、十分僻静的“黄山福泰·VISTA庄园”。这里建筑面积达1.4万平方米，5栋楼组成的准五星级酒店庄园内，小溪穿过，环境优雅，内部装饰奢华程度惊人。知情人士介绍，这座庄园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的黄山培训基地。
庄园一位营销客户经理说，庄园内设观石、徽雕、红酒等7个主体餐厅，以及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红地毯广场，还有在法国培训10余年的西餐大厨，提供正宗法式西餐。在庄园西侧的红酒廊，记者看到装饰成17世纪西洋皇家风格的酒廊，设有天窗，饰品奢华。客户经理说，红酒廊主要展示世界名酒，同时为高端客人贮存、提供名酒。
据了解，“黄山福泰·VISTA庄园”系中国福彩管理中心投资改建成内部培训基地后，邀请远洋地产投资6000多万元，加盟改成的“酒店式皇家庄园”。
一位内部人士介绍说，福彩黄山培训基地从2011年9月转企开业后，没办过几次与福彩有关的培训，倒是各类公务接待无数，培训基地变成内部接待高档酒店。
据知情人说，直到最近，这里每天还都有公款接待。一桌消费至少上千元，而发票则都能“灵活机动”，开成各种可以报销的项目。“凡能有钱到这里消费的，都是有实力的部门，一般单位买不起这个单。”这位人士说。
不仅仅是这个庄园一地，记者在黄山和九华山周边采访发现，一些培训中心奢华消费、公务吃请依旧。一家培训中心的餐饮服务员表示，现在公务接待管理严格，但对培训中心影响不大，每晚都有领导光顾。一桌五六个人，光菜品起步价就700元，加上“特色菜肴”和烟酒，一桌消费上千元甚至更高很正常。每到周末、节假日，包间多被各类公务接待订满，餐费一律签单，“培训中心餐饮属于对外承包，签单餐费最终从承包费中抵扣，实际上还是公务消费”。
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也不鲜见。记者联系福建厦门、广西桂林等地党政部门或国企单位开办的一些培训中心了解到，9月底前的客房均被内部会议占用，外客订房得等到国庆假期。业内人士介绍，国庆前最后一个周末多数需调休上班，“一些9月底组织的培训，其实是提早放假方便出游”。
地处厦门集美区的山水宾馆，在其网站上注明为“国土资源部厦门培训中心”。宾馆销售经理告诉记者，9月26日至30日有一个系统内部会议订满房间，到国庆期间才会空出对外营业，那时海景套房、总统套房都能预订，“现在上级对培训中心抓得紧，我们除一个游泳池外，不敢弄其他娱乐项目，也不能多开发票，不过餐饮有小包间可提供酒水，餐饮消费能开进会议费”。
一段时间的清理后，为何一些地方的公款吃喝、奢华消费仍隐秘的存在？专家表示，能否明确具体的清理标准，明确哪些培训中心该保留，哪些该淘汰，是影响存量解决效果的重要因素。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岳经纶教授表示：原本为解决社会服务能力不足的培训中心，计划经济色彩浓厚。随着社会发展，党政机关培训任务完全可通过政府采购满足，大部分内部培训中心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丁力认为：查处培训中心违规行为，应借鉴八项规定违规问题通报经验，对顶风作案、拖延不改的严肃追责，并点名通报。
10.免费WiFi进入赔本赚吆喝怪圈，缺乏可持续商业模式
随着国内智能终端日渐普及,除运营商3G、4G网络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试推公益性免费无线上网,让人们享受丰盛的信息大餐。但是,在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很多城市WiFi步入赔本赚吆喝的怪圈中。在让免费WiFi持续服务于民众的愿景下,政府该如何厘清与市场的界限,如何培养更多成熟的商业模式?
记者了解到,2007年开始的杭州无线城市建设工作,以华数集团为建设主体,目前已初具规模,对杭州主城区形成较完善的无线宽带信号覆盖。杭州免费WiFi由政府埋单,即政府出资购买无线信号供市民及游客免费使用。据了解,截至2013年初,免费WiFi覆盖杭州主城区数百平方公里,有数千个站点,包括城市道路、街区、景区、广场、公交站台以及行政服务、交通枢纽等区域。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资源与基础设施处处长宋皆荣告诉记者,政府购买服务实际上是建设、投资、运维全部由运营商负责,政府则根据自己的财力,对运营商在公共服务场所提供公共产品让老百姓免费使用进行补贴。但这种补贴的力度是根据运营商的实力、社会责任的履行程度等区别对待,政府不会全部补贴。他认为,公共服务的产品一旦推出了,老百姓就要对此进行评价,政府要力争把它做好。
有人把城域免费WiFi的前期运营称作“滚雪球”。它不仅烧钱,而且需要积累大量用户。很多项目因资金不足,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而“难产”,光靠政府出钱始终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失败的案例在国外已有不少。2008年,在美国费城,无线城市网络的承建商EarthLink因不堪成本压力而中途退出;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因财力不足取消了免费无线网络部署计划;法国电信起诉巴黎市政府的免费WiFi网络,称巴黎市政府此举违反了市政当局不能提供不公平的电信服务的规定……
有专家认为,无线城市失败的案例表明,除了各地政府、承建商等主要参与方在建设模式、合作方式等方面先期考虑不周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尚未解决。
宋皆荣透露,对于无线城市的建设,政府的补贴远不足以维持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等。要盈利,还得靠运营商的后项经营,找到一个合理的商业模式。杭州无线城市建设,政府3年补贴3000万元,宁波1年补贴300万元,对于项目建设、运营等还远远不够。
据了解,杭州的武林女装街已经和阿里巴巴集团、杭州市下城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建立商业WiFi,基本覆盖一条街,顾客扫描一下二维码,这一带所有商家的信息全在网上,比如哪些店推出了什么产品,有哪些优惠等信息就会出现。
借助了阿里巴巴的大数据平台,这一模式被业内人士看好。一些政府相关负责人认为,无线城市建设将来也应该和互联网的大企业合作,后台一定是依靠大数据平台才会盈利,否则政府难免“一天到晚补贴”。当然,政府将来也不可能不补贴,但这种补贴是购买服务,比如用于政府信息的推送等。
此外,对于城市免费WiFi,一些意见认为,开放之后会有人无限制下载,造成网络拥堵,影响体验效果,应有一定限制。据悉,目前收费的城市WiFi也较多,比如免费使用1小时后收费,或者超过规定的下载量就收费等等,还有一些城市则是限制视频播放。
对于无线城市的建设,政府的作用还不只是引导市场、维护公众的利益,另一个重要作用还在于保证网络信息安全。据悉,目前无线城市建设,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要有统一的认证平台。登录后必须把用户的数据按照要求输入、采集,用户的上网日志,浏览网页记录都可以查询到。
11.两成网友仍认为家暴是家务事，受害者不仅为女性
《哈尔滨市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将于11月1日开始施行，哈尔滨成为继广州、深圳、长春、济南、青岛之后又一个加入全面维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城市。
有报道说，“保障条例”规定：除打骂外，精神恐吓、禁闭、经济封锁等都属家庭暴力的范畴。那么，如果限制妻子花钱、或者赚钱不给妻子花，真的就算家庭暴力吗？记者采访了哈尔滨市妇联，得到的答复是说实际条例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内容，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杜撰出这样的稿件。之后记者阅读了这个条例原文，发现条例中的确是没有这样的表述，更别说赚钱不给老婆花就算家暴这样雷人的话了。
哈尔滨市家庭暴力的受害方90%以上是女性，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平均每年上升2.7个百分点。因此预防和防止家庭暴力也是这个条例草案重点规范的内容之一。针对家庭暴力案件取证难的问题，也规定了公安机关、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的单位还有医疗机构都应该及时提供受害情况的证明责任等等。
家暴受害者也不止女性。记者在江苏省首家“家庭暴力庇护中心”采访的时候，遇到了一位男士前来求助。这位男士说，妻子不断辱骂他，或者不理他，不跟他说话，不给他做饭吃。原因就是一个，挣钱少。
徐州580公益服务中心一直致力于“反家暴”工作，这个中心的调研报告显示，近年来，徐州每年发生的各类家庭暴力纠纷都达到2000多起。其中因婚姻、家庭纠纷引发的“民转刑”案件不在少数。中心的志愿者刘女士说，大概30%的家庭存在家庭暴力，其中大概15%是男性，而且现在家庭暴力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有肢体暴力、言语暴力、冷暴力和精神暴力。
家暴不是只有肉体伤害，今年2月底，最高法发布了十起家庭暴力典型案例，其中首次纳入了精神暴力案件。专家指出，“冷暴力”对受害人的伤害比显性暴力更大，隐蔽性也更强，因此法律制裁的操作难度较大。
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谭琳表示，我国有24.7%的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不同形式家庭暴力，全国妇联系统每年接到家暴投诉在5万件左右。家暴是社会发展的癌细胞，对社会的全面发展造成严重阻碍。
面对各种各样的家庭暴力，受害者们有哪些救助的渠道?现实中到底面临着哪些困难呢？记者调查中发现，部分受害者选择忍气吞声是影响权益保护的重要原因。为了维持婚姻而选择长期默默隐忍的女性不在少数，然而这样反而会助长施暴者的气焰。很多人都会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但实际上如果受到家暴我们鼓励大家勇敢站出来，但是勇敢的站出来只是一个开始，在现实生活当中，受害者求助无门或者是施救者爱莫能助的现象也并不少见。
从现在的监管体制来看，妇联、民政、公安、社区居委会等都可以直接面对和处理“家庭暴力”纠纷，权责不清、各管一块儿、没有形成合力，也是“家庭暴力”监管乏力的原因。居委会、妇联只能发挥一个协调的作用，而派出所对家暴一般是按照家庭矛盾来处理，并没有纳入立案程序，对施暴人的震慑力并不强。
经常受理家庭暴力案件的黄荟荟律师认为，当家庭暴力发生时，第一时间选择报警，积极取证，保留证据。
黄荟荟认为，当前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界定还不够明晰。最高法院关于婚姻的司法解释，应该说这个条文是最具体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条文了，但在实践中，确实还是不够详细，为什么呢？他只针对身体暴力，对于精神暴力，性暴力他都没有作规定。希望在立法的层面反家庭暴力法能够极早的出台。
12.公共交通定价需要数据保障
纷纷扰扰的北京地铁涨价，终于尘埃落定。根据媒体报道，今年下半年北京地铁票价将调整。目前，票制改革的准备工作已经开始，所有车站的自动售票系统、闸机都将逐步进行升级改造，预计10月底前就可完成调试。
在预料之中，这会再一次激起争论。从争论的内容上看，主要围绕分流与福利两个核心进行。
关于分流的争论，赞同者认为，不管远近票价一样，本身并不符合市场规律，甚至也不符合财政补贴的规律。目前的地铁票价虽然高于公交车的票价，但还远远不够，更高的票价差距能分流一部分价格敏感人群到地面公交系统，减少地铁的人流，增加地铁的舒适性。更加舒适的地铁，能反过来吸引那些对价格不敏感，对时间敏感的人群，而这个群体往往收入较高，有自己的私家车，也就是说，最终，提高地铁票价能减少私家车的出行率，使地面交通变得更加通畅，公交的效率也会变得更高。
而反对者则认为，涨价并不能起到调节人流的作用。在当下的交通情况下，乘坐地铁已经变为一桩苦差，已经变为“挤地铁”，没人愿意呼吸车厢里的污浊空气，人挤人地靠在一起，愿意挤地铁的人都是出于办事、上班等刚性需求，即使涨价也无法分流人群。
关于福利的争论，赞同者认为，毫无疑问，市民都希望有低价出行，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一个常识，那就是政府不是一个能创造财富的公司，所有的财政补贴的来源都是税负。看似便宜的地铁票价，实际上还是市民自己负担的。更重要的是，有时候，纳税的人与享受财政补贴的人并不是同一个群体，往往是穷人补贴了富人。所以，减小财政补贴，谁坐地铁谁出钱更公平。
对于这一点，反对者并不否认，但是他们提出了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在当下的中国市民能得到的公共服务中，低价票已经是难得的福利，而即使取消了这个福利，能保证有减少福利之后对应的减税吗？或者，市民能清楚的了解到那些原本用于补贴地铁的财政支出，又被用到了什么更必要的地方了吗？
世界虽然是定性的、逻辑的、原则的，但更是数量的、经验的、细节的。所以，关于分流的争论，关于福利的争论，要明白哪边更有道理，票价到底该不该涨，仅凭逻辑的推断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细节与数据，而这一点，正是目前欠缺的。
北京市包括地铁在内的交通状况到底如何，地铁到底超载多少，人流流向到底是怎么分布，数量为多少，长短途乘客的地域与时间上又是如何分布的。这些细节，这些数据都应该进行详细的调研，然后向社会公开。至于地铁的补贴，每年补贴多少，补贴的来源是什么，当价格上涨之后，这部分财政资金又将用于哪些地方，其必要性又是什么，也需要向社会公开。这些信息公开、讨论、民众的意见都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而不仅仅是形式化的听证会。在完整的、透明的细节与数据之上，进行广泛的、科学的、专业的讨论，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合法的、令人信服的政策。否则，关于公共交通定价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